曹髦说：“若说有善始又能善终，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；如果连个好的开端都没有，又怎能称之为圣贤呢？禹说办好这件事对帝王来说是很困难的，然而最终尧帝还是废去不肖之人，改授圣贤，也算得上是知人了。《经》上说：知人者为圣哲，能选拔贤能的人做官。若尧对鲧的品德没有把握，试用长达九年，使得在继位者选择上失去了章法，这又怎能称得上是圣哲呢？”庾峻回答：“臣下我读经卷认为，圣人办事也不是没有一点失误。所以就出现了尧帝信用鲧、共工、兜、三苗等四凶的失误。周公失误于重用管叔、蔡叔等叛臣，孔子失误于错误对待宰予。”

曹髦说：“尧任用鲧治水，九年没有取得成效，反而把天下河道弄得乱糟糟，给百姓带来痛苦和灾难。至于仲尼失误，不过是宰予言行之间的事，与尧用鲧的失误有着本质的区别。说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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